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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观察|这项国际标准，为何由中国牵头？******

　　中新网10月17日电(中新财经葛成)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2年10月，由中国牵头制定的首个自动驾驶测试场景领域国际标准ISO 34501《道路车辆自动驾驶系统测试场景词汇》正式发布。

　　ISO 34501主要规范了自动驾驶系统、动态驾驶任务、设计运行范围及条件等概念，明确了场景、动静态环境和实体要素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包括功能场景、抽象场景、逻辑场景和具体场景在内的场景层次描述规则。

　　ISO 34501为何由中国牵头？该标准的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将有哪些重要意义？对推动全球和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对此，中新网“中国新观察”栏目采访了国际标准化组织道路车辆委员会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工作组(ISO/TC22/SC33/WG9)召集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化研究所所长王兆，ISO34501测试场景标准牵头起草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标准化研究所智能网联部部长孙航。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网：自动驾驶的系列国际标准制订中，中国负责组建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工作组(ISO/TC22/SC33/WG9)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和首个标准的牵头起草人，为何是中国？这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王兆：2018年4月，中国向国际标准化组织道路车辆委员会(ISO/TC22)提出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国际标准提案，随后获批组建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工作组(ISO/TC22/SC33/WG9)并担任工作组召集人。

　　首先，工作组的成立源于我国汽车行业前期向国际标准化做出贡献的良好基础和意愿。近年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领导下，我国汽车行业主持制定了安全玻璃、电动汽车安全及换电系统等国际标准和全球技术法规，参与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UN WP.29)、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重点领域全球技术法规协调以及国际标准制定近40项，我国专家在参与国际标准法规过程中展现出的专业精神和积极态度为中国在国际标准法规组织内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因此，我们向汽车行业的国际标准法规组织主动做出的中国贡献是得到国际认可的。

　　其次，这得益于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成果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力。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技术创新展现出巨大活力，国内汽车行业在智能网联整车及关键系统部件研发、基础场景库构建、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等方面等领域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总体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这样的发展成就一方面服务了国内人民群众对于智慧出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我国在全球自动驾驶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我们在国际上以召集人身份组织自动驾驶测试场景的标准体系规划工作是有产业实践基础的。

　　最后，还得归功于我国汽车行业技术专家对产业发展需求和趋势的准确把握。随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在全球的迅速兴起，自动驾驶测试评价技术受到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重点关注。我国汽车行业的标准化专家在技术酝酿初期就敏锐洞察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做出了“测试场景”将成为自动驾驶测试评价核心基础要素和关键技术难点的判断。随后，我们在国内组织60余名技术专家组成“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国际标准制定支撑专家组”，通过广泛调研、研究测试场景生成及应用关键技术并共同编写学术专著等，形成了符合我国交通场景特征的技术方案。基于系统研究形成的“中国方案”保证了我们技术提案的科学性和竞争力，也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相关国家对中国担任召集人提供了更多信心。因此，我们以牵头起草人身份开展测试场景基础类标准的制定也是有技术积累作为保障的。

　　中新网：国际标准ISO 34501正式发布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在标准推动下，L3(有条件自动驾驶)甚至L4(高度自动驾驶)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会更快实现应用吗？

　　孙航：ISO 34501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第一个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国际标准，该标准是自动驾驶领域重要的术语定义类基础标准，能够满足各国在开展自动驾驶测试评价相关工作时采用标准化语言描述测试场景的需求。

　　该标准将会广泛应用于全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及产品的研发、测试和管理，为智慧出行、区域接驳及道路运输等各类自动驾驶应用提供重要基础支撑。

　　L3(有条件自动驾驶)级和L4(高度自动驾驶)级别的自动驾驶本质上是由系统或机器代替人类完成部分或全部的驾驶任务。自动驾驶条件下，国际普遍采用的基于特定条件、特定指标的传统汽车测试评价方法，已无法满足自动驾驶汽车测试评价需要，需要建立基于复杂测试场景的新型测试评价体系，这意味“场景”将成为自动驾驶测试评价的核心基础要素和关键技术难点。ISO自动驾驶测试场景系列标准无疑将有助于促进高级别自动驾驶更快地由实验室走向区域性示范应用，并最终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

　　实际上，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在我国一些城市的限定区域内实现了共享出行、区域接驳、快递配送和专线物流等场景方面的初步应用。当然，这项复杂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并非易事，依赖于包括技术标准在内的一整套技术创新和治理体系的建立，如法律法规的健全、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商业模式的成熟等。

　　中新网：国际标准ISO 34501将解决目前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中的哪些问题？对推动全球和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孙航：应用技术的发展通常会历经从简单到复杂、从基础性建设到创新性突破的过程，智能网联汽车的自动驾驶技术发展也不例外。自动驾驶测试场景作为全球范围内的一项新兴技术，如果在通用术语、逻辑架构和要素关系等基础性定义方面没有统一的“语言”，对基于场景的产品研发、测试评价乃至行业管理的实施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标准制定初期，仅“场景”一词的定义就有德国PAGASUS、英国MUSICC、美国SAE、日本SAKURA及我国产业界使用的十余个版本，此外，ISO 21448预期功能安全、ASAM OpenX标准也分别给出了与测试场景相关的不同定义。如果全球主要汽车产业国家在这方面“各说各话”，显然是不利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发展的。ISO 34501相当于编制了一部自动驾驶测试场景领域的“字典”，通过国际标准的形式统一了场景相关的27个关键术语和定义。

　　该标准的术语横向覆盖了从场景采集、分析到应用、迭代的场景全生命周期工程流程，为自动驾驶上下游产业链的紧密衔接与融合创造了基础条件；同时也纵向贯穿了场景技术产品开发者、应用者和管理者等几个层面，为各相关方建立统一理解和认识搭建了桥梁。这将极大地提升我国自动驾驶产业链内部沟通效率和多国产业间的合作成效，为降低融合创新成本、促进产业投融资和推动汽车全球化贸易往来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支撑。

2022年7月20日起，北京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迎来主驾无人、副驾有安全员的商业化试点阶段。　北京市经开区管委会供图

　　中新网：据了解，国际标准ISO 34501只是自动驾驶测试场景系列国际标准项目中的一个，下一步还要重点做好哪些标准的制定工作？

　　王兆：自2018年测试场景工作组成立以来，中国联合德国、日本、英国、荷兰、美国等二十余个国家的专家共同规划了自动驾驶测试场景体系，包括ISO 34501场景词汇、ISO 34502安全评估框架、ISO 34503设计运行范围、ISO 34504场景分类、以及ISO 34505评价与用例生成等一系列国际标准项目。

　　除了本次发布的ISO 34501，同样是由中国联合德国牵头的ISO 34505于今年9月份刚刚完成立项，由日本和德国牵头、中国深度参与的ISO 34502有望于近期正式发布，测试场景系列中的其他标准项目尚处于起草过程中。

　　除了推动场景系列标准制定外，我国还深度参与了国际标准化组织范畴内的汽车信息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等10余项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际标准的编制，下一步还将重点推动车载操作系统、激光/毫米波雷达、电磁兼容等国际标准的立项、起草工作，并将适时开展国内国际标准之间的转化和评估。

　　未来我国将整合国内优势资源，依托汽车产业对话机制与标准化合作框架，加强与主要汽车产业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同时还将充分发挥我国汽车产业规模效应和应用生态优势，秉承“开放、合作、融入、贡献”的原则，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标准“走出去”，提升中国汽车标准国际影响力和贡献度。总之，我国汽车行业将继续作为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并争取成为更重要的贡献者。

2022年4月30日，广州市首批自动驾驶便民线正式开放载客测试。图为自动驾驶巴士行驶在阅江西路上。中新社记者陈骥旻摄

　　中新网：未来，我国在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将有什么样的前景？

　　王兆：2017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陆续发布了《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的总体要求、智能网联汽车、信息通信、电子产品与服务、车辆智能管理、智能交通等各个部分，我国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的总体蓝图已经绘制完成。

　　作为总体指南体系中率先发布的部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建设积极践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要求，第一阶段建设目标已顺利完成，目前报批发布相关标准39项，完成草案编制及立项标准项目42项，总体标准自主供给率达到50%以上，为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管理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和基础保障。同时，为适应我国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新一阶段的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已经起草完成，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的标准体系将以“三横两纵”核心技术架构为基础，面向2025、2030年两个阶段性目标开展140余项标准的制定工作。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建成将服务于我国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浪潮下产业融合发展需求。在新的形势下，通信、电子及互联网等相关企业将自己在数字化、信息化等方面的能力向汽车行业延伸。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互联网企业已逐渐认识到汽车行业“固定资产重、投资门槛高、产业链关联性强”等特点；而在技术、经验、品牌等方面具备先天优势的传统车企，也开始运用新兴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产业链方面仍存在部分关键技术缺失、操作系统、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等“大而不强”等问题。智能网联汽车及相关车联网标准体系的建设为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了基础，围绕汽车建立的产业集群将继续以标准为引领，将实践中凝结的“中国智慧和方案”汇聚到发展浪潮之中，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双循环”高质量发展，加速实现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伟大愿景，为国际标准化事业及国际汽车产业可持续长远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完)

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宁吉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为我们指明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改革举措和政策取向。

　　从完善分配制度上促进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期盼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期盼没有工农、城乡、脑体差别的社会，预见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第二，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早在2000多年前，先贤即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后来的思想家又多次对大同社会提出设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一个繁荣、富裕、公正、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体现。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第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概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又是一项现实任务。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党领导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美元，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结构加快调整变化，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分阶段循序渐进。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第一，完善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1979—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2%，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6个百分点。但分配领域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只有完善分配制度，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更好发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合理分配格局。第二，完善分配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分配制度具有基础性和能动性。完善分配制度，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同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分配对生产、流通、消费和投资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基础。第三，完善分配制度是发挥多层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作用的重要举措。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初次分配是基础，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是保障，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要完善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机制；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辅助方式，要建立社会自愿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机制。三个层次分配的机制相互协调、相互配套，依法依规运行，有利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相结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

　　(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促进机会公平，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高全社会就业创业和创新创造能力，鼓励勤劳致富。第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易返贫人口加强监测、及早干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开拓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等增收渠道，使更多农民勤劳致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第三，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第四，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平均利润率规律发挥作用。要发挥企业促进协调发展的能动性，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与金融机构增加环境、社会、治理(ESG)投资。

　　(二)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目前，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60%，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有待提高。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通过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收入，拓展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知识和技能密集型企业就业空间，稳定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增收，帮助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增收。第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增加劳动所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完善农民工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健全国有企业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和科技创新薪酬分配激励机制，改革完善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落实并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多，提升空间较大。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着力提高中等收入家庭人口比重。第一，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到学有专长、学有所用。第二，技术工人应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技术工人队伍。第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完善营商环境，促进稳定经营增收。第四，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要合理提高基层公务员和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待遇。

　　(四)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实行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推动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拓展和创新收入分配方式。第一，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要从农村土地、金融资产入手，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探索实现已入市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向当地低收入困难群体倾斜。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第二，增加技术、管理和知识要素收入。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用足用好股权、期权等工具激励科研人员等核心人才。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健全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第三，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要积极培育数据市场并健全数据价值实现机制，科学界定数据要素权属，探索建立合理分配数据要素收益的方法制度，促进数字红利共享。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一)完善税收调节机制。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利器。第一，优化税制结构。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要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第三，完善消费、财产等方面税收。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第四，完善税收征管。要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自然人税费服务与监管体系，提升税收监管能力。

　　(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逐步实现人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一，完善低收入人口保障服务。要逐步健全生活救助和专项救助制度，加快缩小社会救助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第二，促进教育公平。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第三，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要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第四，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要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第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加大转移支付。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近9.8万亿元，比2021年增加约1.5万亿元，作用明显。第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距，逐步实现主要按常住人口进行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加大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力度。第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稳定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比重。第三，强化转移支付管理。要提高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的精准性，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转移支付制度化、规范化。

　　(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是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措施。第一，保护合法收入。要保护劳动和要素收入，保护居民财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并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第二，调节过高收入。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治理分配乱象，合理缩小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第三，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

　　(一)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公益事业迅速起步，捐赠财物较快增长，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总体上仍相对滞后，社会参与不足。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支持更多人财物投入社会公益领域。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的主体，目前企业捐赠占款物捐赠总量的60%以上。要鼓励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增加慈善捐赠。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具有较好条件。要积极有序发展慈善组织，动员更多社会组织从自身实际出发参与慈善捐赠。个人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源头活水。目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捐赠总量比重不到30%，需要提高。要增强个人公益慈善意识，采取财物捐赠、志愿服务、互助互济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二)探索公益慈善活动有效实现形式。第一，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组织模式。要加强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非营利法人制度，打造慈善捐赠主平台。完善志愿者注册、服务记录、激励嘉许、保险保障、基层组织等制度，搭建好志愿者服务平台。第二，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模式。要探究金融助力第三次分配的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利用数字网络便捷泛在的优势，积极培育和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第三，拓展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领域。要加大扶贫济困、教育、医疗卫生、助残助老、减灾救灾等方面慈善投入，拓展生态环保、文艺、科技等领域慈善活动，支持慈善力量更加及时充分参与重大突发事件救援。

　　(三)完善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和社会文化环境。第一，落实公益慈善税收优惠政策。对非营利组织从事公益性或非营利性活动，予以免税。对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将其所得用于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应纳所得税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全额税前扣除。建立健全慈善褒奖制度，让捐赠者获得光荣感和成就感。第二，加强慈善领域法治建设。要执行好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民法典以及社会团体登记、基金会等管理条例，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第三，健全慈善综合监管体系。要加强慈善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志愿者、捐赠方和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对慈善行业的监督管理。第四，创造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要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传统文化，提倡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引导更多个人、社团和企业自愿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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